学科交叉中的说唱文艺研究(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逐渐在中国兴起。新文化史学借助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注底层群众的日常生活，把研究重点转向民间文化，因此民间流行的说唱文艺自然也就成为其研究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海外汉学家余英时在《中国文化史通释》中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弹词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的确，如果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观照民间说唱文艺，那么就不难发现说唱文艺在古代民间社会建构的文化知识体系涵盖了政治、历史、道德、商业、法律、宗教、信仰、医药、游艺等多方面的知识。正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很多不识字民众才得以接受、共享其所建构的各种文化知识。这不仅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等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且参与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民间社会的文化历史变迁。近来拜读唐力行先生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就发现这套丛书有意识地采鉴了新文化史学的方法，从评弹来看江南社会，又从江南社会来看评弹，从而借助于民间评弹开辟出了江南史研究的新领域。

当然，利用说唱文艺研究民间社会的历史、文化，也要充分意识到说唱文艺因为受口头叙事传统的支配，往往喜欢以程式化的韵文套语、场景、母题等来写人叙事，其说唱的内容通常并不是对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艺术上的因袭、想象、编造与再加工，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大量臆造的东西。因此,当我们采用说唱文艺提供的资料来分析民间大众文化时,就有必要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做更加全面、确切的把握。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民间说唱文艺在形之于书面文本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一些文人的整理和改编。例如，从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案》，转化为无名氏记录、整理的《龙图耳录》，再经问竹主人、入迷道人、退思主人等人删改、修订，变成《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最后又经俞樾修订而变成《七侠五义》，这其间就经历了多个文人的整理与加工，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以《三侠五义》研究民间文化，自当谨慎辨析、处理。又如20世纪70到80年代，根据民间艺人说唱成果记录、整理的一些说唱作品，由于整理者受时代影响，根据其思想意识与艺术标准对之做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就拿陈思和讲说的评书《聊斋志异》来说，当时记录、整理其说书成果的文人，就把那些他们自认为思想落后、趣味低级、语言粗俗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只保留不到三成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借助这样的说唱文本来研究民间文化时，我们所看到的民间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就或多或少渗透了整理者与改编者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怎样辨析、利用这样的说唱文字资料，就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对于说唱文艺，除了从文学角度研究以外，的确有必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之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掘说唱文艺的存在价值。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0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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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zonghexinwen/2021/1018/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