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多种范式(2)

除了上面提到的“作者电影”现象，随后出现对中国电影中那些自身已经发展到较边缘类型电影形式的研究。所谓边缘类型电影包括喜剧和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及相关研究所引发的电影研究的一些概念性变化，可以说是近年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中出现的新热点。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西方对部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研究非常发达。这跟研究者的教学有直接关系。独立纪录片可以直接进入课堂，以便让学生了解中国最新的生活状况。而且人们通常认为独立纪录片是现实生活比较客观的一种呈现，所以就出现了纪录片研究得到重点发展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前提是中国纪录片此前没有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得到重视，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对此认真地进行研究，但是现在这种研究已经在海外率先发展起来，然后逐渐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学术发展。

另外一个新热点是最近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动漫，也就是中国电影研究中的动漫研究。我最近参加了一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的中国动漫研究协会首届国际会议，因为疫情原因，他们采用线上会议形式。会务组排列的发言小组从3月初一直排到5月初，每周有两天会议时间，我当时在想：会有这么多人在研究中国动漫电影吗？后来我看了一下排列好的发言提纲与题目，惊奇地发现这类题目还真的很多，而且都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把中国动漫研究当作电影研究的一个新挑战、新热点。

第一类是电影史。近年比较活跃的是早期电影史，经常也被称为“民国电影史”，主要包括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国电影，不过关于40年代电影，也就是战后这一小段时期的电影，相关研究却比较少。其实40年代的中国电影，包括沦陷区电影包含着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然而我却不太清楚这方面研究很少的具体原因。因此我估计40年代电影研究在将来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因为现在对它的研究确实不够。还有，最近学界在慢慢补齐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电影研究。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70年代，同时也包括部分80年代与90年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电影研究曾被西方学者忽视，因此以21世纪为开端，新的一批学者根据他们个人的成长经验，又重新回到这个电影场域进行研究。我估计接下来这几年会出现一些新的观点。如果从最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来看，21世纪以来最多的成果集中在中国电影和全球化之间的问题上，这也是大家都在进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第二类是电影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理论倾向于那些流行的符号学、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等。因为对第一批以单一语言治学的学者来说，使用这些西方理论是他们的长项。等进入后现代时期，指进入90年代之后，开始逐渐出现一种创新性的名为“媒介考古学”的电影理论，最近依然比较热门。在我主编的著作《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导言”中，我曾指出它所包含的内容要素：“首先，民国时期的通俗电影文化——而不是那时对电影的制作和批评产生了相反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中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在这个领域里，大量的档案查阅工作等待学者们去完成。其次，由于很多原创的影片，特别是那些摄制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影片已经散佚，这些影片的剧本也从未出版过，因此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便类似于一种考古学，必须设法挖掘逝去之物的踪迹。以从广告、影迷杂志、电影说明书、海报、评论及个人回忆录等各种驳杂的资源中汇聚起来的信息为基础，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思路是必须描绘这些处于早期历史语境中的人工制品的话语形成及其功能。再次，由于这些‘档案不能从整体上得到描述'，那些未被考古学所遮蔽的知识，需要进行调整、细化，甚至校正。新的档案材料的出现，将对过去和现在的假设——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控制、发行、流通以及运作的一整套既定的程序——构成挑战。”“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理论其实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在2021年第2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三读早期电影理论：器件转向、情动机制、动作喜剧》，主要是讨论媒介电影、“媒介考古学”的概念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电影研究所追求的突破，还围绕我个人对卓别林的一部早期电影默片《城市之光》的解读，以此来佐证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我对中国电影研究发展新趋向的密切关注，同时我也争取让中国电影研究能够进入一种新空间或是至少留下一些空间，以便它与其他媒介及艺术研究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一种共鸣。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zonghexinwen/2021/0616/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