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由来及理论建构(3)

我在本书中企图实践一种更为文化的(cultural)或人类学的批评(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说它是“人类学的”，我们是指类似于吉尔茨、詹姆斯·布恩、玛丽·道格拉斯、让·杜维格瑙、保罗·拉宾诺、维克多·特纳等人的文化阐释研究(interpretive studies of culture)……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

关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方式，葛林伯雷所提出的三重功能模式与弗莱的文化三层次说大不相同。文学不是作为文化之塔的顶层高居于生活方式和历史、制度的层次之上，而是以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在文化的意义系统中发挥自身的功能: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传统的作者传记型文学研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心理分析的)关注的就是这一方面。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社会规范的编码的表现，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学批评对这一方面探索最多，其弊端是沦为机械的文学反映论。三是作为对这些社会规范编码的反省观照，这一方面研究趋近于社会学研究，结果容易丧失文学艺术本身而沉陷到“历史背景”中。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就在于沟通、协调上述三种话语，防止由单一视角的偏执所造成的见木不见林式的盲视，以便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艺术作品、作家和读者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很显然，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这种阐释方法比弗莱关于整合文学经验的种种努力更为精细和复杂，甚至要求超出狭隘的艺术经验，通过扩大的文学观念去整合我们的文化经验。多利莫尔提到在文学研究中，“历史和哲学如何摆脱总把它们视为‘背景’的地位，成为评论的内容本身和前景透析的一个部分”。

由此可见，“文化诗学”和原型批评虽在恢复文学的外部关系方面方向一致，但其理论重心已从文化中的文学移向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所以当葛林伯雷比弗莱走得更远时，就反过来觉得弗莱的著作缺乏整体突破之力度了。

按照美国《新文学史》杂志主编拉尔夫·科恩的看法，文化批评有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特异之处是批评家努力使读者自己意识到作品强加给他们的观念形态。按照这一标准，从弗莱到新历史主义，可以看出文化批评告别形式主义时代而走向自觉的历程。

四、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理论

伊瑟尔原为德国派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任教于康斯坦茨大学。1972年出版《暗含的读者》一书，1976年又出版《阅读活动》，建立起以读者为中心的审美反应理论。从1978年起，他每年不定期地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短期任教，与稍后自法国赴美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以及80年代离开耶鲁大学的解构主义“四人帮”之一员米勒等同在一处共事。这种国际性的高层学术对话、交流的有利环境使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度异军突起，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中独领风骚的重镇。而伊瑟尔本人也大步跨越了接受美学的疆界，经由“虚构行为”(fictionalizing act)的探讨，走向了他所向往的理论新境界--文学人类学。1978年出版的英文论文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集中压卷之作便是一篇号召性的论文《走向文学人类学》。作为具有预示性的理论动向标志，该文又被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1989)收录。到20世纪90年代初，伊瑟尔推出《虚我与想象:绘制文学人类学》专著，总算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伊瑟尔深切地感到了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移位和变形现象，即昔日的纯文学与现代大众传媒之间界限的打破与模糊化，“文艺已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文化范例”，文本的概念变得异常扩大和包罗万象，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面对这一重大变革必然要改变方向。过去那种针对作家作品和读者的理论取向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重新摆了出来:既然文学作为一种媒介差不多有史以来就伴随着我们，那么它的存在一定符合某种人类学的需求。伊瑟尔追问道:

这些需求是什么，对于我们本身的人类学的构成，这一媒介又将向我们揭示出什么?这些将导致一种文学人类学的产生。文学理论以此将起到一种新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拥有这一媒介，我们为什么一直对其更新?或许我们可以从研究文本的人类学内涵中获得答案，换言之，可以将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范例研究而从中得到答案。用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去开拓人类才智的悟性，我们就可以使文学成为探索的工具。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