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黄霖先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建树(2)

这部资料汇编辑录了自明代万历至“五四”时期约三百多年间有关《金瓶梅》的主要资料，其心血和功力渗透于字里行间，正如先生在《重版后记》所言：“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并不是将常见的材料临时拼凑而成的，更没有去轻取人家的现成材料，而是花了一点时间一条一条找出来的。”[3]

尽管关于《金瓶梅》的资料整理出版过多种，但由于这部“资料汇编”精致而细密，故而在《金瓶梅》研究乃至整个古代小说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更令人惊叹的是，新近出版的《历代小说话》丛编，收辑了晚明万历间刊印的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间的小说话378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见，竟然是一人独立完成。

这里包含着先生四十年来的日积月累、含辛茹苦，包含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挑灯夜战，包含着时时刻刻的记挂与不懈的冥思苦想。“深思熟虑”依然是这部皇皇巨著的底色和亮点，这里既含有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视野，也含有对诗话、词话、剧话、小说话等“话体”文学批评反复思考。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2017年第3期）、《关于小说话》（《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等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历代小说话》编写的理念和体会。同时，“尽善尽美”依然是黄霖先生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姜小青对黄霖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清晰记得2013年出版协议签订时，书稿已经非常成熟，但黄霖教授还是不断修改、增补，一直到2019年的上半年才印出来，因此他感叹道：“应该说出版周期是推迟了，但是学术质量提高了。”

为了保证质量，宁肯晚出几年！这在学术考核急功近利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在黄霖先生看来，“小说话”之名虽然出现于190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前后，但其雏形应该是诞生于晚明时期，当时虽然尚无“小说话”之名，却已有“小说话”之实。

因为它确实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小说批评与学术文化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还可能引发很多新的命题，为研究的进步展开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故而甫一问世，就被学界广大同仁誉为“古代小说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福音，研究必备”“将会成为高引用率的辉煌之作”，赢得了众口交誉。

黄霖先生经久而用心的小说理论资料告诉我们，研究固然离不开资料，资料理应先行，但资料整理又往往基于学术研究，乃至于成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当然，资料整理难以一蹴而就，不可能短期见效，但高质量的成果却能够利在当今，功在千秋。

先生所从事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不仅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为资料整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示范，具有传世价值。

资料整理固然可以算作是功夫活，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没有学术含量和理论高度的资料整理工作将会是事倍功半。

黄霖先生的小说理论资料积累之所以赢得广泛的信任，获得了较高的引用率，主要是因为其包孕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丰厚的知识、敏锐的学识。他从来没有停留于小说理论资料的整理，而是边整理，边研究，通过二者相互倚重，将自己的思想、情怀输入到小说理论研究中。

在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等资料整理成果陆续推出前后，先生的小说理论研究专著《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　（《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等论文陆续问世，吹响了“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它在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研究的号角，表明其小说理论研究正式起步。

尤其是《古小说论概观》这部算不上“厚重”的小册子，却是以“第一次”的姿态亮相的：既第一次纵向地对小说理论批评作了史的描述，又第一次横向地勾勒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