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黄霖先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建树(4)

可以说，先生长期坚持的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相互支撑，彼此倚重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路数，颇能奏效。

黄霖先生一方面注重扎扎实实的文献资料，认为那些“形而下”的“材料”，“尽管它也可以被不同的人用来派不同的用场，但毕竟是货真价实的”；认为有文献资料作基础，就能够在一些观点上有所创新，于是从“形而下”的“材料”上升到“形而上”的观点、方法与理论，进而试图在全局性的方法与理论上建构自成一套的理论谱系。[8]

在黄霖先生的学术视野中，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几种关系经常浮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先生的立场是立足古为今用，坚持洋为中用，本土化、现代性是其小说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处。

先生治学，非常注重立足前沿问题，注意借鉴外来的理论方法，但又非常讲究融会贯通，把融通中外文论的“化境”当作自己的学术追求。

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理论，先生曾经坦言：“面对着又一次引进西学的滚滚浪潮，更觉得有责任阐发好传统文论的精神。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的意思。我还是比较注意接受新的东西的。我反对的是将西方的东西生吞活剥，甚至用它来否定传统的文论精神。我追求的是在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努力与传统的结合起来，融化为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9]

先生虽然注意吸取新的理论，但特别反感华而不实地“掉洋书袋”，即生吞活剥或搬弄外国文学理论。为此，先生曾花大力气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起一套全新的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这番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也为其“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小说理论研究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先生向来对矮化自我、自毁传统的风气极为反感，对那种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国外理论方法的做法颇为不屑。

当年社会学批评理论火热时，先生不苟同于苏式“典型”理论；而今形式主义走红时，他也没有服膺于西式“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他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时刻注意本土化和自主性，力避替他人做嫁衣。

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撰述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通过总结中国古代关于人物典型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写人论的三个重心，即“坚持绘形传神”“强调性格对比”“主张从实到虚”，显然不是拿外来的“典型”去硬套，而是借鉴外来观念和思路，去立足于阐发中国本土的“典型”。[10]

我和先生合作的《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文史哲》2005年第1期）也是以众人热衷于“叙事”理论研究为镜照，初次集中于小说理论的中国写人理论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勾勒，概括出形神论、性格论、典型论、多元论等写人理论脉络与体系，并指出“以形写神”乃中国小说理论的生命线和根本特点。

随后，我们合作的《中国古代写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通过对小说戏曲理论中的“态”这一术语进行全面考察，指出“ 态”就是传统写人论中超越“形神”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又与现代的所谓“体语”“态语”“体态语” “态势语”“人体语言”“肢体语言”等方面的理论具有相通之处。这也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谱系重建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

近年，先生的这种治学理路更为成熟而坚定。如他评价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曾将金氏文法学比作英美关注文本内部研究的“新批评”。

他曾指出：“金圣叹等总结的种种‘文法’，是明显地带有八股味，但正是在这里，他们很好地总结了一些小说、戏曲、诗文表现的艺术特点与表现技巧，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实际上，好的评点，就是当时的‘新批评’，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它们既讲艺术，也有思想，如金圣叹评《水浒》，既将《水浒》的艺术奥秘条分缕析，也能充分地暴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揭示了《水浒》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评点根本就不是‘纯艺术’或‘形式主义’的。”

既反拨了以往对金圣叹借鉴八股文法评说小说的偏见，又强调了其“把文学当作文学来阅读”的当代价值，还指出了与西方纯然“形式主义”理论观念的不同。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