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黄霖先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建树(3)

在小说理论的系统化重构过程中，黄霖先生首先注重了“史”的梳理。关于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的路数和方向，先生曾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一文中总结道：“挖掘整理材料，作些必要的考证，注意比较研究，努力前后贯通。”[4]

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要用资料说话，而资料要讲究可靠真实，还要通过比较凸显其价值和含义，并努力实现前前后后的贯通，使之逐渐系统化。

从《辨性质 明角度 趋大流——略谈古代小说的分类》，（《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关于小说概念及其分类的思辨，到《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对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坚主“兴味”第一、坚持传统路数、坚持社会责任等被“遮蔽了的声音”的重新发现，显示出先生是在对中国小说理论进行通盘观照。

其次，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更离不开“论”。说到研究方法，先生一方面以谈作者、论版本的考证功夫见长，另一方面又以古今中外融通的理论分析取胜。

他曾评价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时有言：“鲁迅承传了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并在学术数据上经过长期积累，故其史著能以事实为基础，以征信为根本，以严谨为标帜，致使这部著作能做到史料考据与文学感悟相映，虚与实结合，史与论并长。”[5]

对自己的著作，先生也持有这种态度，如他曾经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确侧重了理论研究，但也包涵着文献考索。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当多元化。当下，有些注重考据的研究者瞧不起理论研究者，而有些理论研究者也看不上考据那一套。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用实的文献来证明你的论点，可以增强你的研究的厚重感；而用‘虚’的理论来负载你的研究，则使你的研究有思想、有品位，要之，应当注意‘虚实结合’。从我主观上，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不轻视，既重视理论阐发，也重视文献考辑。”[6]

这种学术理念一直贯彻在小说理论研究的实地操作和具体实践中。可见，先生始终坚持小说资料整理与小说理论研究相互倚重，没有顾此失彼。

只有对整个学术史有着全面的把握，才能找到症结，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黄霖先生先是对关于金圣叹这一多年来争论不断的复杂怪杰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找到了产生矛盾与争论的三个症结，从而提出了相应的破解策略：

一是关于“论学与论人的问题”，先生指出：“研究学术史，似乎不当(至少是不当完全是)以人品的高低、乃至权位的大小来论列，主要应当考量他在学术史的长河中提供了哪些新鲜的而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人废言，或者是以人论学。”“论人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标准’去硬套。”“论人论世，必须全面观照，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几个指导性的意见；

二是关于“小说与八股的问题”，先生指出：“我们不能将八股与八股的僵化等同起来，从而自己僵化地将八股只看作是一种毒药，而当将它视为一种文体形式来看待的话，就会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主张在“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下，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不能凭印象打分，更不能全盘否定；

三是关于“客观的评价与主观的阐释问题”，先生的态度是：“以阐发批评家主体意识为主的评点，与旨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作冷静客观的评价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为社会所需要，都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假如大家偏执于一端，那就难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了。”[7]

通过诸如此类的行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生所贯彻或持有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等求真务实的治学原则。

在新时期伊始，金圣叹似乎还是臭名昭著，黄霖先生却不囿于陈见，大胆地以其为研究对象，找出这一研究对象遭到“污名化”的历史原因，从而拨乱反正，对其在小说戏曲理论史上的贡献进行了重新判定。

黄霖先生的小说资料整理不是通常的资料堆砌，而是有新的发现、新的辨析，这无疑是基于不断地思考、探索的研究所得。姑且不论其基于史料的考索、辨析、校勘、编辑等文献考辑，就是各种资料整理中的提要、注释本身只要化零为整，由点而面，即可见出其系统化、学术性，因而也是一种学术研究。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