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黄霖先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建树(5)

尤其是，先生看到并充分肯定了金圣叹《水浒传》评点的散而不乱及其内在的体系性：“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11]

继而，先生对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法论”批评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文法论’，就是在《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所总结的多种‘作文法’之后，加以发扬光大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在评点中提出了诸如‘躲闪法’(第二十一回)、‘捷收法’(第五十七回)等文法，虽然比较零碎，但明确概括了一些‘文法’。到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就比较系统化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集中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近20种法。后来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张竹坡、脂砚斋等又有所发展，名目更多，如‘回风舞雪、倒峡逆波法’‘远及近、由小至大法’‘横云断岭法’‘偷度金针法’等等。这些叙事‘文法’，虽然有的含义比较模糊，但它毕竟形象地总结了不少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美，不但推动了以后的创作，而且对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12]

既把中国小说理论与西方文论对接、镜照，又立足本土，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用中国话语探讨中国小说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并重建中国话语谱系，是黄霖先生多年来从事小说理论研究的作法。

近年，先生转而对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数量众多、色彩斑斓的“小说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搜集整理，还专门以《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为题撰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等问题作了述评，揭示出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并明确指出：“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13]

由此看来，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问题专家”，他的问题常是避前人之所熟，发前人所未发。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独创性。

最后，黄霖先生之所以多年执着于《历代小说话》丛编，也主要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话体文学批评最富有中国特色，它与诗话、词话、曲话一类有关小说的评论、故实和考辨等随笔式著作一样，虽然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主要表现形态，或录事，或论理，或品人，或志传，或说法，或评书，或考索，或摘句，带有“即目散评”特点，带有“直觉思维”的性质，但却品格各异，丰富多彩，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感悟”“意想”批评特质。

它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以直觉体悟为主，努力去体验、品味、描绘和批评作品，而不是站在主客两分的立场上，致力于将物象分解，作抽象思辨与逻辑推演，从而去剥取概念，建构体系，因而能贴近、融入到批评对象之中，去切身体悟作品的美学趣味和精神价值。表面看来，这种批评‘率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但实际上，多数著作是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调，或标性灵，或倡神韵，一丝不乱。”[14]

可以说，《历代小说话》的出版，标志着先生在“立足本土重构自主性的小说理论谱系”征程上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高屋建瓴，别出心裁，黄霖先生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到《历代小说话》……，从《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漫话》《金瓶梅考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为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其谱系的重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诗云：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们在景仰其小说理论研究造诣的同时，也期待先生正在致力的规模更为宏大、立意更为高远的《历代小说论著集成》等著述顺利问世。

[1]黄霖、杜清：《由“史”而“论”　由“论”而“史”——黄霖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录》，载《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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