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鄂派批评的旗号(2)

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另一“鄂派批评家”是当年在武汉发表《五月的鲜花》又名光未然、华夫的张光年。张光年为《文艺报》写的专论《题材问题》，反对把以是否处理了重大题材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首要或主要标准；强调广开文路，不要把写新人新事绝对化，以免使写反面人物和写旧社会的题材受到冷遇。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职责不仅是歌颂光明，还要鞭挞黑暗。这和另一“鄂派批评家”何直在1957年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谓是殊途同归。

在新时期，以研究自由主义作家著称的刘川鄂，他对本地的著名作家不盲从。他出版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表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他认为池莉“是个市民型作家，而不是一个启蒙型、先锋型作家；她是一个名作家，但不是一个大作家”。这种定位贬中有褒，褒中有贬，不愧为春秋笔法。他的新著《批评家的左手与右手》，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剜烂苹果·锐批评丛书”，可见胡风、张光年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精神正在他身上发扬光大。

前沿性。前沿性意味着“超越前人，开启后者”。简单地说，是“承前启后”。呼唤现代派和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勇士徐迟，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正是在拨乱反正和疾呼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的氛围下，具有诗人敏感的徐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1979年早春，以先行者的前沿姿态，率先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为了迎接四个现代化的到来，为了创造现代化新诗，徐迟强调新诗的现代化首先要注意内容，还要求诗人懂点科学，要向科学家们学习，尤其是学习他们大胆幻想的精神。他反对抱残守缺，主张诗人不要固守传统，不应过分迷恋过去，而应向前看。不论别人如何强烈质疑，均应充分肯定虽然不是理论家而是以一位宣传鼓动家身份出现的徐迟以巨大的热情，呼唤中国现代派的产生，支持某些具有现代倾向的小说、新诗的崛起。他著文不拘泥保守，立论大胆，下笔时偏重激情的抒发，表现了站在时代前沿的艺术勇气。

探索性。“文革”前强调学习苏联，结果把许多教条主义东西也带到中国来了。为了挖根寻源，秦兆阳批评了苏联文学中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思想性不应附加在艺术描写之中，而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应该完善、充实乃至修正。事实上，秦兆阳对这一定义提出批评后的两年，人们已习惯于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去取代苏联人发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

启蒙性。坊间出版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现当代文论史，除复旦大学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有专节论述周勃的文学理论成就外，周勃大都没有提名的机会，就是有也是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其实，周勃不应在当代文学史中缺席，当年他是一位新锐评论家、有代表作的作家。有人写了一辈子，个人文集出了皇皇几大卷，可就没有留下一篇文章被后人记得。丁玲曾提倡“一本书主义”，其实对评论家来说，写一篇有历史穿透力、能入文学史家法眼的文章足矣。回顾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何直即秦兆阳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有《论人情》，钱谷融有《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棐有《电影的锣鼓》，勇闯禁区的周勃是继秦兆阳等人之后，以一篇文章影响后世的评论家。

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周勃，以自己年轻的歌喉、全身心的真切和冲决教条主义的勇气，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在深化何直论述的同时为新的文学观念辩护。这篇文章在当时扮演了新的启蒙者的历史角色，为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以至人们谈起这两位一唱一和的“鄂派批评家”何直、周勃，就像是在谈论一个文学年代，谈论一种文学观念的选择。

开创性。开创性意味着研究的问题是“前人”没有“感觉到”，没有“发现”的，或者“感觉到”了甚至“发现”了，却没有把它“提出”来。而开创者“感觉到”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并且把它“提出”来。如华中师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6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及在这一学术概念指导下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便是典型的具有开先河意义的专著。

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绝大部分都是“兵团作战”，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是首次出现的“私家治史”著作，比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还要早一年。这两本当代文学史，堪称南北双璧。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洪子诚还是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都没有写台港澳文学，而於可训大幅度更新文学史观念写了，显得视野非常开阔，且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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