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13)

李：她是不是也去参加会议了？

黄：是的。可能因为她才从那个环境里转过来。她说，我们党叫我当作家，后来，不叫我当作家，我就不当了。实际上，各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李：北京的顾骧、王若水、丁玲他们都参加了，说明那个会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参会者不仅有高校的老师，也有社会上的人。

黄：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种会议都还没有恢复，听说有这么一个会，大家都要求参加，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要是会议多了，可能就分散了。我就是筹备会议的时候参加得多些。因为是从我们这里发起的。1978 年我们教研室搞了一个文艺理论讨论会，许多学校的老师、同行都来了。在这个会上许多同志倡议成立学会，要正式成立学会，我觉得范围会很大，我的经验和能力也都达不到了。徐先生已经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也相当。

李：当时讨论“文学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您当时参加那个讨论了吗？

黄：参加了。没有写正面辩论的文章，但结合教学写了几篇政治家与文学家、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理论文章，像列宁与高尔基的关系，都是从文论的角度来写的。

李：现在那几个学会，像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也是挂靠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吗？

黄：对。

李：有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论学会，还有大学语文研究会。

黄：古代文论学会的活动最经常，大学语文学会，因为大学里有这门课。

李：当时，您与蒋孔阳先生应该有不少接触吧？

黄：我们跟蒋先生碰头的机会还是有的。

我们上海有一个“三校”文学理论教师交流会，就是复旦、师大和师院，三校理论室的教师定期开展的。在“文革”前，就有这个传统，原来还比较勤一点。“文革”后，三校教师第一次聚会时，吴中杰就喊，说你要恢复这个会，叫我恢复这个会。后来，我们就恢复了。“三校”联合，定期交流一下，有些什么理论动态动向，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大家都讲讲，这个还是蛮好的，就等于有一个定期交流的机会。

“文革”后第一次会是在上海师大开的，那个时候华东师大还没有独立出来。因为“文革”当中，我们跟上海师院并校了，校名称为上海师范大学。当时，我们还没完全分开的时候，就开了一次会议，蒋孔阳也去了。以后，蒋先生多次请我参加他的研究生答辩会，在作协、美学学会一起开会，见面机会不少的。

李：“文革”期间，蒋孔阳好像没被打倒吧？

黄：“文革”期间我们没有来往，学校之间也没有学术活动和交流。

李：但当时也批判他。

黄：具体情况不清楚。要批判，总得找对象吧，蒋孔阳当时在复旦年岁大一点，资格也老一点，又写了书。蒋先生也不容易，他那个时候搞翻译，“四人帮”粉碎以后，他就出版了外国文艺理论的译著，像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

李：听王先霈老师说，您的讲师评得很早，在人大进修之前就评上讲师了。

黄：我是1964 年大学毕业8 年后评上的。

李：当时人民大学进修生中讲师极少，所以，您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黄：南京师大的盛思明也是讲师。有的人当了20 年助教，像钱谷融就当了几十年的讲师。

李：钱先生是“文革”以后直接就当的教授吧？

黄：那个是因为他耽搁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水平到了，就不要副教授、教授一级一级提升了，可以直接升教授。领导听了这个意见，但还是郑重地请钱先生上一次全校公开课，广泛征求意见，结果是可以直接提升教授。

李：您和其他学者也有不少接触吧?

黄：钱中文的那本《文学发展论》出来时，到上海找我们几个人开过讨论会，后来在杂志上发表了。他身体不太好。还有就是童庆炳牵头、大家合作的“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教材那本书，找杜书瀛审的稿。他看了书稿之后出版的，他身体很好，给人很结实的感觉。外文所吴元迈的年龄比我小点，他参加会议在上海停留，有一个晚上我请他给学员们讲了一次课。我们有几次在马列文论年会上见到，交换意见，讨论问题。

李：您谈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材料，帮助我澄清了不少疑问。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并祝您身体健康、长寿。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qikandaodu/2021/0616/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