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3)

1960 年上海作家协会组织批判19 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判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以为打倒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打掉资产阶级文学高峰，就可以为无产阶级开路。于是在复旦、师大和师院找了三个靶子，复旦批判蒋孔阳，他写了《文学的基本知识》，师大批判钱谷融，他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师院批判任钧，他是1930 年代写诗的。这个会议前后开了49 天，各校都推举了参加批判的同学，戴厚英就是那时冒出来的，人称“小钢炮”。

李：戴厚英当时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吧？

黄：她是我们华东师大的学生。

李：她年龄比你们小？

黄：对，那时我们比她冷静，她更容易冲动，所以人家叫她“小钢炮”。戴厚英发言很起劲儿，在一个大的浪潮里面，尽管她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年轻，她可能不会去多想、多怀疑。领导讲某某人比如钱先生是不好的，她就都往不好的地方想，就放炮，就是这样，不转弯的。有些事也讲不清楚。钱先生是参加学术活动，他也不是很复杂的人。

李：钱先生人很随和，也放得开。

黄：是的，“文革”结束后，戴厚英职称提升，钱先生还为她写评语，作推荐。

参编全国文论教材

李：1961 年你们开始合作编写教材，教材是全国性的统编教材，参加的人多吗？

黄：没有好多人，主要是原来上海的。

李：最初主要是上海的，后来呢？

黄：也主要是上海的。

李：后来不是还有南京的叶子铭、苏州的应启后等学者吗？

黄：后来又来了两位，一位是叶子铭，一位是应启后。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南京、厦门的到了上海，就是上海的。应启后的上海话比复旦的王永生、师院的刘叔成讲得还流畅。叶子铭是南大的教师，他业务出色，那时候写了一本书叫《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可以说是第一本系统研究茅盾的书，当时很有影响，在年轻教师里面确实是突出的，这本书是叶以群给他写的序。叶以群很赏识他，因为周扬给了编写教材这个任务，所以就把叶子铭调来了。还调来了一位应启后，是苏州大学的，年龄比我们要大一点，他教学有经验。

李：当时为什么把应启后调来？叶以群和他应该比较熟吧？

黄：应启后跟叶以群并不是很熟。原来俞铭璜在江苏时自己曾经编过教材，详细的就不清楚了，我估计如果编教材的话，应启后在里面也是会起作用的，因为他一直在上文学理论课。上海后来还增加了曾文渊，他是从厦门大学来的。

李：然后调到复旦大学的？

黄：没有。曾文渊不是调，他是分配，厦门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了上海文学研究所，在《上海文学》杂志当编辑，在同一个地点办公的。因为编教材跟群众运动不一样，人也不能很多。

李：你们编写这个教材之前，当时上面给大家有什么指示吗？因为同时规划要编两本教材，北方的、南方的，你们这边肯定也要有侧重，不可能编写成两个完全一样的教材。

黄：不可能一样的。周扬在挑选人的时候应该就考虑到了。你想，这两个人站在你面前，同行肯定能想到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蔡仪因为他的观点、著作、文章，领导、同行都是心里有数的，上海的叶以群又是什么样的，领导、同行也不可能一无所知。

李：当时，上海的叶以群不是文艺理论家吧？为什么让他领导呢？

黄：叶以群曾做过很多党的工作，也写过理论著作，翻译过文艺理论著作，后来他在上海理论界工作，也会就有关理论问题发表意见。除了叶以群，还有孔罗荪一些其他人。

李：叶以群工作的单位是哪里？

黄：大概属于作协。他是上海作协党组成员，还分管杂志。杂志里面也有理论部，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当时定的就是这两个人（指叶以群和蔡仪），这个是周扬定的。当时选主编很明确，下面的编写人员，就由主编来选定。

李：作为主编，叶以群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那时叶以群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是主编负责制，而且从辈分、年龄、学问、资历来讲也是这样的。叶以群当时40 多岁，我们都是20 多岁，也是不同辈的。

当时，叶以群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看问题也比较简单，思想上就强调阶级斗争。他强调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然后再谈阶级性，也强调文学的语言之类的。我们写了稿子，他看了我们写的稿子，就取里面一些有用的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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