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8)

李：你们当时在什么地方劳动、改造？

黄：“五七”干校我去过两次。一次在大丰农场，边上就是劳改农场，去了一年。一次在奉贤“五七”干校，1976 年7 月去的，直到1977 年2 月回学校。我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到上港三区参加卸货劳动，到袜厂定型车间劳动，到天马山调查血吸虫病的治理，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他还有“三夏”“三秋”的劳动等等。

后来好些了，干校搞了一间图书室，可以在这里看看报，报纸有好几种。我常常在晚上穿上长筒套鞋防蚊子，坐在图书室里面翻看报纸。信件和报纸是干校派人到南桥去拿的。一天，我从干校广播里听到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听到那熟悉的论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那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的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我内心涌动着，隐隐地感到不会再那样声嘶力竭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了，社会可能会有变化，沿着正确的轨迹变化。以后学校恢复教研室的时候，系里宣布我为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重新走上讲台，规划课程，要写文章。当时我写了一篇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的复刊号上。

李：这是哪一年？

黄：1978 年了。

李：“文革”后，您正式给学生上课是哪一年？您的课基本上没停？

黄：我是1978 年77 级同学入学正式给他们上课讲文学概论的。之前，我的课断断续续没有停过，有时候到教改小分队，有时和工农兵学员在劳动中，我到洪泾大队政教系办的教改分队，办大文科。原定计划抽我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后来小分队实行“三三制”，一部分人搞革命，一部分人上课，我和历史系的教师分配到队里劳动。需要就叫你到驻地上课，否则就在队里搞“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趁这个机会学习了棉花种植的全过程，老乡还试着让我跟着他弄秧田。

步入正轨

李：“文化大革命”之后，各行各业逐渐恢复正常。您的教学、研究也常态化了吧？

黄：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有正式排课表，严格按排课表上课。1978年我就正式上课了，先上文学概论课，后来上马列文论课。

李：您不是1986 年还出版了那本《文学理论新编》吗？怎么就不上文学概论课了呢？

黄：有的时候还是上的，如自学考试班的课。因为所有留下来的新教师，必须给他们锻炼机会，先上文学概论课。

李：“文革”以后，你们教研室留下来的新教师有哪些？

黄：人员变动是一方面，还有新留下来的77级毕业生如夏中义、宋耀良，后来有方克强，还有73 级陈勤建。夏中义、宋耀良、方克强都是《文学理论新编》的执笔人，通过写书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了理论问题，要给他们讲课的平台。

李：张德林老师是新来的老师吗？

黄：他是因为“右派”问题，被调到一个中专学校，那里就不一定上专业的文论课了。

李：他是粉碎“四人帮”后就回来的吗？

黄：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就调回来了。他主要跟徐先生负责杂志，给学生上作品赏析课和写作实践课，讲课和写作，他更擅长、喜欢写作吧！

李：他不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吗？

黄：不在，他的志趣比较多的在鉴赏上面，还跨了现代文学，这从他写的东西也都看得出来。

李：您与楼昔勇老师在一起吧？

黄：楼昔勇是研究美学的。因为当时北京办了一个美学班，他去了。回来以后，他也喜欢，既然这样，就主要教美学。教师到了一定程度，大家的特长都能够明显一点，整个教研室就可以丰富一点，对学生也有好处。楼昔勇后来跟夏之放、刘叔成他们编了一本美学原理的书。

后来，我跟北师大刘庆福一样，教马列文论课了。我们和全国部分高校合作，主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刘庆福老师人很实在，身体好像有病，他做过系主任。

马列文论方面，根据我自己的学习情况，结合文艺现状写了一些东西。后来，上海市委宣传部可以资助出书，系里叫我申报一个项目，我就把之前写的有关文章集结起来形成了一本书《马列文论与文艺现实》。我还跟其他同行搞了一些东西，也是一个交代。我们学校的文艺理论跟其他学校一样要开设各种课程，除了这个特点以外，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办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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