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4)

李：就是1960 年你们编写的教材？

黄：对。那时全国大部分高校都自己编教材，山东大学编过，华中师大的王先霈他们可能也编过。

李：你们当时编写的教材后来给学生使用过吗？

黄：我们使用的是统编教材，我们学生自己编的没怎么用。

李：1960 年编写的教材没有用？

黄：学生编的不能强制规定给教师用。好的意见可以吸取，教师还是自己写讲义。因此，到后来，叶以群组织编写教材，确实是很慎重的。他还谈到，要去各地访问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些专家还写了书面意见。

李：你们当时到了哪些地方？

黄：编写组第一次主要是到江南这边，南京、扬州各地。第二次去看周扬，他就在北京，那时是“文革”以后了，主要就跑北京。

李：你们这个教材出版得很早吧？

黄：对。因为我们组的成员跟蔡仪组的成员也不一样，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完成这个稿子以后，开头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铅印，一册几章地试用，因为我们几个都是学校的文学理论老师，像我这样，一边用这个教材，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就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认真，也很仔细。我们后来还继续使用，我还在广播电视大学上课时使用过。当时刚好是国家困难时期，大学招生人数紧缩，市委是将教书作为政治任务的。要稳住这个社会，要让年轻人能进大学读书，所以要搞广播电视大学，电大使用面就比较广了。我去电大上课，然后还到学生家里去辅导学生。

李：你们这个教材出版的时候也是两本吧？第一版是哪一年出版的？

黄：有上下两本，上册是1963 年出版的，下册是1964 年出版的。因为有的章节要改，或者叶以群要审看，所以下册出版就晚了一些。

李：这个教材你们一直用到了1966 年？然后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吧？

黄：“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有用。但是，它使用的时间是最长的，从上册1963 年开始，一直用到1964 年、1965 年、1966 年，虽然后来停课了，整个课程的系统性没有了，但是各地各校零零星星地还在用。

李：这部教材的印数应该很可观吧！

黄：我后来在各地区了解到，这本书的影响极大。后来虽然停课了，但是，学生毕业后也工作了，那他拿什么教材来教学生？没有书，他还是用这部书。当然这部书也有缺点、问题，当时不可能没有错，以后周扬被打成“黑线头目”，下面就是黑线人物了。再后来，叶以群跳楼自杀了。

李：就主要因为这个书批他？

黄：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其他那些批判他的东西。但这部书加重了他的罪名。

李：当时，你们的工作程序如何？是不是大家先讨论，完成了提纲，然后再根据定下的提纲，分配任务，确定每人分几章来写作？

黄：对。但我们是反复修改的，就是我改你的，你改我的。当时不像现在，现在我们几个人合作写一本书，你写一章我写一章，就完了，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外国也是这样的，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一样也不要紧。以前，我们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统编的名义在那里，所以我写的跟你写的，都需要统一。而且我改你的，你改我的，要求彼此互换修改。还有，叶以群要求细致到这样的程度：哪些材料放到那一章，哪些材料放到你这章，都需要平衡。因为大家都引这句话，或者大家都引这个作者或这个观点，重复多了，就成了倾向，这个书等于整体上就不平衡了。这些叶以群都仔细得很，否则的话，就不会这样打磨了。

李：你们这个书进展得很快？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黄：从1961 年开始的。

李：1963 年上册出来了，1964 年第二本也出来了。

黄：1964 年是下册。速度快是因为有前面的基础。

李：前面有个1960 年的。

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上这门课的老师，负担到自己头上的也就一两章，然后你改我的，我改你的。

李：之后，自己又在上课中间继续使用这个教材？

黄：对，自己又在那里用。如果你没有教材的话，你自己还得备课、写讲义，讲广播电视大学的课，稿子也需要写出来。

李：“文革”以后，这部教材又修改了一次吧？

黄：1983 年又修订出版了第三版。“文革”以后，很快再版，因为要招生了，招生以后没有教材。当时教育部就在武汉开了一个会，决定要确定教材，文学理论教材当时定的就是《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样，就得赶快修改，因为学生马上就要进校了。学生们是1978 年进来的，进来就要用这个书，就把我们这些人重新招回去。但是问题也很大，因为叶以群已经去世了，周扬也不管这个事了。上海方面就找了孔罗荪、刘金当顾问，又把我们这些人组织回去重新修改。时间那么短，怎么改呢？要大改也不可能了，最后就决定基本上保留叶以群在的时候的原貌，改写个别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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