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7)

黄：人大我是考去的。当时学员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各地作协、杂志领导和宣传部门的一些干部，还有一部分是高校的骨干教师。

李：除您以外，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黄：有的。好像复旦没有人去，上师大也没有人去，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有人去。我们学校比较重视。我丈夫那时在松江参加“四清”试点工作，领导跟我讲，有个去人大进修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去考下试试？我想，去当然好了。只是没办法和家里人商量，就说，有可能的话就去考。当时是市委一个处长监考，前后考了两天，我有一些题目也忘记了，就记得要当场写一篇文章，关于《青春之歌》 或者是《红旗谱》 的文章。具体题目也忘记了，因为密密麻麻地有好多题目。之后，通知了我，欢迎我去，那我就去了。我很珍惜这次机会，算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能集中力量大量阅读，向周围众多专家、同行学习。学习内容主要分几部分：一是马列的著作，马奇给我们讲《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是文学理论专题，何其芳给我们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记得当时我认真翻阅了1942 年一整年《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文章和发表的文艺创作，以加深了解《讲话》的背景。班上由我将同志们学习毛泽东《讲话》和听了何其芳讲课后提出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又和另一位同志到何其芳先生家里，亲手交给他。他表示要再次到学校向大家答疑。告别时，他亲自送到门口，并且在院中那棵大树下停留着，再次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情况，关切之情，令人感动，忽然像他所写的《生活是多么广阔》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两首诗歌的韵味在胸中升腾……我们还听王金陵讲“苏修文艺介绍与批判”，听著名专家与作家开的讲座，观看西方绘画流派演变中的代表作、各国有影响有代表性的电影。当时，距铁狮子胡同不远有个蟾宫电影院，专门放映各国各时段的代表作品，我们经常去补看那些应该看而没有看的电影，而且享受“学生”待遇，影院里的人都知道铁狮子胡同里有一批三四十岁的“大学生”是凭学生证买学生票的。

80 年代，我从北戴河开会回来时，跟蒋孔阳先生都住在人大招待所里。那次，马奇请蒋孔阳吃饭，他跟蒋培坤都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就叫上蒋培坤陪同。蒋培坤是华师大毕业的，我们等于是前后校友。蒋先生叫我陪同，我们在一起吃饭，谈话比较随便。我讲到60 年代在人大文学进修班听马奇讲《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景。

李：马先生人很好，也很认真，我曾做过他的访谈，他是2003 年非典时期去世的。

黄：马奇先生讲课很认真。我们进修班原定两年，后来根据形势提前一年结业。在这一年里我认真读了几本马列的书，阅读了这些著作中涉及的文学作品，研究了几个理论问题，听了许多讲座、报告，他们讲的内容精彩，讲课时的神态、激情和风采让我难以忘怀。这一年让我开了眼界，提高了理论修养，给我以后的教学、科研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我回来后，就给学生上马列文论的课。实际上，一回来气氛就变了，我到安徽参加“四清”运动。之后，“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但是我学的东西没丢，虽然停课了，但生活在继续，学习也要继续。

动荡岁月

李：“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东师大还招收学生吗？

黄：招过两届一年制的培训班。1970 年冬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不是考试选拔的，是由各地所在工厂、公社和部队挑选后保送的。这批学员文化水平不一，有的高中毕业，有的小学程度。学员入学要担负“上、管、改”任务，也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因此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学的第一课是拉练，从上海拉练到安徽广德，当时的口号是“练就铁脚板，打击帝修反”。全体师生以营、连、排编制。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学习《毛选》，有时也安排教师讲毛主席诗词，或批判资产阶级。各系好像都找一个靶子来批，我们系是批钱谷融；政教系在我们前面，听说好像是在批冯契。拉练结束，我们也上课，但批判资产阶级始终坚持。学《红楼梦》 批判“《红楼梦》 是爱情小说”的观点；学鲁迅，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要痛打“落水狗”；学样板戏，就讲样板戏。

李：那时，老先生都靠边站了吧？当时上课的老师应该是你们这拨人吧？

黄：一般是我们这拨人。“文革”初期，大多有年纪大的老师挡在前面。后来去和学生一起下乡搞教改实践、劳动、拉练、触及灵魂搞批判，就是我们这拨人了。当然有些身体还可以的老先生也一样参加拉练、到干校劳动。钱谷融先生就参加拉练，到洪泾教改小分队搞教改、大文科。我和他还一起在“五七”干校挑大粪，挑是挑不动的，主要负责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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