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5)

李：后来又增加作者了吗？

黄：基本没有，就增加了一个徐俊西，他是复旦大学的。修改就是由复旦跟南大来组织。

李：你们那个书第一次编的时候，主编就是叶以群吧？好像有的版本上写着主编叶以群，副主编叶子铭。那是后来的事情吧？

黄：叶子铭没有当过副主编，他是统稿。

李：就是“文革”以后这个版本的统稿是吗？

黄：对。因为“文革”以后，叶以群不在了，以前统稿是主编统稿。但后来也没有写副主编，因为也考虑到个中情况。

李：后来是以南京大学为主？

黄：是以复旦大学和南大为主，上海学校最多，复旦老大哥，叶子铭和应启后是江苏过来的。叶子铭的学术地位高些，他统稿也自然。

李：后来修改过程中去见周扬了？

黄：对，1961 年我们第一次写的时候，周扬就接见过我们，1978 年修改的时候又去拜见过周扬。

李：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北京，还是在上海？

黄：就是在上海。当时周扬住在东湖饭店，有一天下午通知我们，他要见见主编，见见编写组的人。主编是叶以群，还有华东宣传部的领导俞铭璜也去了。要见编写组的人员，就把我们也找去了。他讲了很多注意事项，以及很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要我们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讲了古今的关系，也讲了政策。他说，教科书不要讲政策，政策由领导讲，我们要讲基本理论，有些问题不要自己去找麻烦，如“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之类，教科书担任不了的就不要去讲。他还谈到自己在河北讲过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当然说法也可以换，可以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搞得更准确些；要总结中国经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是从司马相如、刘勰发展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以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文学革命的经验，总结文学遗产；如果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经验、“五四”以来的还不丰富，不能总结，那就不能有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能跟别人走；我们要站起来，站起来的意义很多，根本问题是要总结，总结自己的经验、自己遗产。等等。

后来，叶以群就把编写组工作地点搬到上海图书馆的三楼，便于查找各方面的书籍。

到了1978 年决定修订时，我们又到北京去了。10 月16 日当天上午，周扬早早地在中国社科院等我们了。我们一进屋，他从沙发上起身，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海派，好啊，海派。”他说修订时间这么短，你们怎么办？叶以群又不在了，你们是大改还是想怎么样？另外，还是要叶以群做主编吗？我们要保留叶以群主编，就改具体的观点、材料和文字，各个章节可以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以1964 年为界，尊重叶以群负责的那个版本。他建议我们补充一些当时叶以群也能想到的意见。

在北京，我们到北大、北师大、人大召开座谈会，请教前辈、专家、同行。北大是刘烜、闵开德接待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北师大马新国、梁仲华、刘庆福、钟子翱等人都谈了看法；人大纪怀民、郑国铨、肖风、蔡仲翔、余飘、周文柏、丁子霖等发言与我们交流。杨晦和黄药眠先生是我们分别前往他们的寓所请教的。

我们到文研所、外文所，听取了蔡仪、王善忠、李传龙、张宝坤、张国民的意见。蔡仪先生给了我们很多鼓励，认为书中的材料丰富，写得活泼好懂，重版不做大改是好的。外文所冯至先生强调要用列宁两种文化学说分析传统，对人道主义也要一分为二；叶水夫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柳鸣九着重分析了现代派文学及当代西方理论和文艺现状。我们是到钱钟书先生寓所请教的。他认为有“真继承”和“假继承”，他问：究竟有多少人继承了“诗三百篇”？中国起作用的还是《文选》、“选学”，不在《文赋》 《诗品》。告别时，钱先生送到门口，我们下楼梯走到拐角处，一抬头，看到他还站在家门口目送着，传统的礼仪渗透进前辈的日常举动之中。

在北京，我们还对许多领导同志和专家进行了个别访问，如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毛星、唐弢、何洛、洁珉、孔罗荪等。南下回沪时，特地又到南京拜访了陈白尘先生，还拜访了南大、南师大、江苏师院、扬州师院等单位的同行，听了包忠文、马莹伯、王长俊、赖先德、王永健、陈辽等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李：你们的教材在20 世纪90 年代还在用，发行量应该很大吧。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qikandaodu/2021/0616/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