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2)

徐中玉先生在系里没有“鸣放”，就是临时接替系总支书记主持过一次“鸣放”会议；主要是应各种报刊之约写了几篇文章，说了一些要纠正的问题。后来作协把这些文章归纳起来开批判会。他当“右派”比许杰迟。

以后就是“大跃进”了，我们“大跃进”都下去了，1958 年我们就到嘉定落户了。到嘉定那个地方去，叫“教育改革”，其实就是参加劳动。上课不像现在这样排课，好比你这个礼拜上语言的课，下个礼拜上文学的课，单科独进。那个时候就来了王西彦，还有一个中学教师。我那时还年轻，才毕业不能上课，毕业以后要先做辅导工作，然后才能上课。到1960 年时，我和王西彦就一起上文学概论的课了。文学理论教研室也单独抽出来成立了，我就当了教研室的副主任。文学理论教师本来跟写作教师一起，人很少，各有教师教这两门课。我教文学概论课又教写作课。以后招生多了，从1956年以后招生很多。像我们上学时一个班只有40 多人，到1956 年新生入学时，有6 个班，每班40 多人，那个时候教师资源就紧张了。

所以，一个是自己喜欢，还有一个确实是工作需要，还有老师的提拔、提携。1952 年的时候，根本没有文学概论课，只是请人家来搞讲座。

李：你们当时用的教材是您和徐中玉先生一起编的？

黄：不是。他是1954 年来的。徐先生这个人既勤奋又负责。他来了之后，说上课没有教材不行，就自己写了一本《文学概论》的讲义，在内部使用。因为我是助教，我就拿他这部书来辅导学生。那个时候还有函授课，上课是书面的，我做的工作一方面是教本系的学生，另一方面就是函授，要出一个函授的刊物，让学生学习。如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写“什么是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等短文让同学们学习，或者直接针对同学提的问题答疑。我还写了一本《文学概论》的教学指导书，是本小册子。后来1956 年入学的同学编写了一本《毛泽东文艺思想》，1957 年入学的同学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一本较前一本理论性强一点，材料也要丰富一些。我受同学们邀请，解答一些问题。学生还没学习就编教材，水平自然不可能高。所以，1960 年上海作家协会就从复旦、师大、师院这三所学校抽了几个教师和学生来编教材，学校里的教授成了“右派”，我们几个年青教师就带着一些学生和编写的铅印讲义、教材到作协去，由叶以群、孔罗荪指导，“修改、提高”去了，就这样开始三校合作集体编写教材了。

李：这个教材是当时中央规划的那个吗？

黄：不是。这个是1960 年三校集体编写的，是群众性的，由作协派出专家，专家辅导青年作者。

全国统一性的编写教材是1961 年，是周扬开会定的，周扬当时是中央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他上任以后抓这个工作。周扬定主编，上海定的是叶以群，北京也搞一本。之后，主编再去挑编写人员，我们原来三个学校的教师，叶以群是保留的，但是学生就不参加了，而且毕业班的学生也毕业走了。

李：当时盛行学生批判老师，我读书知道戴厚英曾经批判过她的老师钱谷融。当时你们作为学生有没有批判过老师？

黄：师大那时提出所谓“要扶植新生力量”，有所谓“老教师不如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不如大学生”的说法。有些人既要批判前辈，又要接受和提防后辈的批判，弄得人人自危。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是1957 年5 月发表的。据说当时要开科学讨论会，许杰先生要钱先生写文章参加讨论。当时许杰先生是系主任，钱先生平时喜欢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动笔相对不是很多。许杰先生是好心，劝他写文章。钱先生听后就思考了，把平时对文学作品怎么写人、写人与反映现实的关系、对人道主义的看法等问题的思考都写出来了，并且在科学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就引起到会教师、来宾、学生的关注。据说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开始没有什么，钱先生说他拿到一笔稿费，请老朋友们吃了一顿饭。后来有文章说编辑部发稿前后有种种考虑，这个一般人就不知道了。反正，以后就开始书面批判了。

钱先生没有教过我们，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课是许杰先生教的。但是那时教师少，教现代文学的和教文艺理论的合在一个教研室。有一段时间钱先生是教研室主任，逢到开会或系办公室有具体事情，钱先生要我记录、办理，我承担着教研室秘书的工作。因此，到钱先生家去得多些，每次去，他总给我泡茶，在他家喝茶也多些。作协批判钱先生时，系领导指定要我在会上发言，我的发言虽然不是慷慨激昂、声嘶力竭，但也伤害了钱先生，我应该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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